《第三次工业革命》:解读当今世界的巨变(3)

凯利没说出口的是美国同欧洲玩的根本不是同一场游戏,美国正投资在中西部和西南各州安装巨型、集中的风能和太阳能电厂。此举之所以能通过立法的 原因在于它能够建立一个超级高压电网,将这些人口较为稀少的地区所产生的电能输给东部人口密集的地区。而建立高压电网的费用将会被分摊到数百万消费者头 上。

这种对可再生能源集中生产、统一分配的政策并没有得到东部各州州长和电力公司的认可。2010年7月,新英格兰和中大西洋地区11个州的州长联 名致信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里德和少数党领袖麦康纳尔,反对国家输电政策。州长们质疑在西部地区集中进行风力和太阳能发电“将会损害促进地区性可再生能源 发电的努力……同时也不利于在本州创造清洁能源工作岗位”。州长们特别指出该项工程的预算极高,将耗资1 600亿美元之巨。

14家电力公司(其中很多家企业在这些地区的业务将受到极大的冲击)同中大西洋地区和东部的州长一道,要求国会允许每个地区单独进行可再生能源 的开发。电力公司质疑“国家输电政策不应该偏重通过漫长的州际电力传输线缆把电力传送到人口密集地区的远程发电项目”。包括安特吉、东北公共事业公司、底 特律爱迪生能源公司和南方电力公司在内的多家企业都声称电力传输应该在地区范围内进行。

《纽约时报》的记者马修·瓦尔德指出这一争论将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未来的关键之战,他声称“最基本的冲突仍在于远程能源与本地能源之争”。的确 如此,但还有一个附注。问题的实质在于可再生能源发电究竟是在国家的某一特定地区集中生产、统一分配还是本地生产、网络共享。换句话说,美国需要修建一个 集中型的超级电网,并将可再生能源单向传输给终端用户,还是建设智能网络,允许数千个社区自己发电并在国家电网中平等分配?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企业在联邦层面上所面临的挑战是双重的。一方面,建立在化石能源和核电基础上的传统能源部门,其思维方式是集中型的,结构是层级制的。而第三次工业革命正是反对这种根深蒂固的管理模式,此类模式并不利于发挥企业的创造性。

另一方面,企业的顾虑在国会有所体现。委员会的主席们、参议员、众议员以及立法部门的全体职员,在立法的草案阶段就同能源工业紧密相连。国会中 关于如何推动和管理能源及电力发展的传统思想实际上是公司董事会想法在国会的映射。在这种情况下,授权建立一个横跨美国大陆、耗资1 600亿美元之巨的超级高压电网,并将高压电网的费用分摊到数百万消费者头上的议案实质上是重走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对电力集中管制的老路,在此过 程中,地区收益不均衡的现象十分明显。

然而如果联邦政府建设一个分散式的国家电网,把整个国家连接起来,并允许当地的发电企业将电力回输到网络之中,将会创造一个与我们所看到的分散式网络商务相类似的扁平化网络。如同网络信息共享一样,每个企业和每户家庭的电价将会持续下跌。

对于是否应该以一个数字的、新型的智能网络代替服役半个世纪之久的机械伺服电网,并新修数千英里的电缆以满足美国未来电缆需求的争论,奥巴马总统的态度一直很明确。但为什么奥巴马总统会钟情于以集中型的组织模式管理本质上是分散式、本地化的可再生能源呢?

媒体的误读其实算不上什么大事。到目前为止,我们还面临着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在总规划公布前的几个星期,CPS公司的行政主管们在对总规划的 评估中出现了严重错误。这个错误引发了一场公共丑闻,迫使公司的高层职员和公司董事会主席辞职。市政府忙于应付丑闻,处理政治影响,总规划被束之高阁。万 幸的是,这场丑闻本身,以及市长和市议会所采取的相关措施最终促使圣安东尼奥市第三次工业革命规划出台。

在和奥萝拉·盖斯对CPS公司的未来能源进行对比排名时,我们都十分关注圣奥东尼奥市。CPS选择了两种能源道路,而且都进行了大量投入。这两条能源道路都很看重核能和风能,并且十分关注太阳能。

CPS是圣安东尼奥市两家核电站的主要股东,这两家核电站提供了该市相当一部分的用电量。2006年,美国经济和圣安东尼奥市的经济都欣欣向 荣,增长迅速。CPS开始担心如果现有用电量持续增长,到2016年,圣安东尼奥市将会面临用电短缺。为了弥补可能出现的用电缺口,CPS公司管理层决定 通过新建煤电站或者核电站大幅增加“基础发电量”(即一天24小时的最低用电量)。公司最后选择了核能,因为核电站没有二氧化碳排放,是清洁能源,有助于 该市继续追求其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CPS公司与NRG公司一道,准备与东芝公司合伙新建两个核反应堆。新组建的公司名叫“核创新北美公司”。合伙双方各持有该公司40%的股份, 剩下的20%股份准备出售给第三方买家。2007年,CPS公司和NRG能源公司向美国核能监管委员会递交了建设核反应堆的申请书。自从1979年发生在 宾夕法尼亚州的三里岛核泄漏事件以来,这是美国29年来首份新建核反应堆的申请。CPS本来计划将圣安东尼奥市用户电费上调5%,为新核电站的建设筹资。 圣安东尼奥市政府出资2.76亿美元进行前期场地设计,前提是CPS将电费的涨幅降至3.5%。

与此同时,CPS公司大幅增加了风能发电能力。CPS现在拥有9.1亿瓦可再生能源的合同—94%都来自得克萨斯州的风能发电。可以说,CPS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比美国其他市属能源公司都要高。CPS是不是有足够的资金来扩充核能和可再生能源的应发电量呢?

有三个附加因素需要加以考虑。首先,公众强烈反对新建核电站。三里岛核电站泄漏事件的阴霾从未完全消退,公众对核电站的环境风险一直忧心忡忡。此外还要考虑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核废料的运输和储存问题,这个问题自核能发电开始60年来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其次,圣安东尼奥市议会担心建设核电站的费用超出预算,市政府和纳税人将陷入财务危机。这个项目可能会破坏该市的财政收入,并危及当地整体经济的发展。

最后,对于两条能源道路,究竟哪一条更有可能催生新的经济机会,增加当地急需的工作岗位?关于这个问题一直未有定论。

这些问题在我们的公开会议上,以及我们与CPS能源公司的私下谈话中常常被提起。奥萝拉·盖斯在从西班牙野外考察回来之后,对此事的深刻意义有 所洞察,但是她是否能认识到CPS公司正在追求的两条能源道路之间的矛盾呢?圣安东尼奥市是继续依赖20世纪传统集中的能源供给,还是开始转向21世纪分 散式的能源供给,这是CPS所面临的深层次问题。这个问题涉及两种完全不同的能源供给方式:一种是有一个总公司,剩下的都是分支机构;另一种方式的各个能 源供给不分等级,一律平等。倘若选择第二种方式,就需要我们对能源公司靠什么能源和公共服务赢利进行全新思考。

有趣的是,在这份长达133页的总规划报告中,只有一处提到了核能。我们的团队在里面加了一张插图,对CPS公司正在考虑的集中能源来源的风险 进行了详细的评估。根据CPS公司的分析,建设一家核电站的费用最低比原计划低6%,最高比原计划高50%(CPS最早的两个核反应堆建于20世纪80年 代,里尔比原计划费用高出5倍)。与此相反,加强风能发电的费用最低比原计划低10%,最高比原计划高出15%。太阳能发电站的风险几乎与风能持平。图表还附 有以下文字:

应该认真考虑关于这些选择的费用风险估计。有些投资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将可能束缚那些自由支配的资金。而这些资金本来可以投资于可持续发展的项目,推动城市向第三次工业革命转移。

这份报告中包括建设新核电站的潜在风险分析,将会反过来困扰CPS能源公司。就在我们的总规划正式发布一个月后,圣安东尼奥市议会进行投票(决 定是否在原有的85亿美元投资的基础上再追加4亿美元)的前三天,市长办公室接到通知,说东芝公司将两个核反应堆的预计费用提高了40亿美元,这一数字非 同小可。很显然,CPS公司的高层在几周前就已经得知了这一费用涨幅,但却没有及时通报CPS公司董事会以及圣安东尼奥市议会。

消息一出,舆论哗然,高层应声落马。巴特利下台,CPS董事会主席奥萝拉·盖斯虽然对此事毫不知情,但也在新任市长朱利安·卡斯特罗的压力下引 咎辞职。早在这项开支预算上涨公布之前,盖斯就已经表示担心说,CPS公司在核能源上投资过多,妨碍了公司向可再生能源和分散式能源供给方式的转变。她甚 至在幕后悄悄地将市政府40%的股权降低到了20%,这20%股份仅仅能够支撑CPS核能需求的预计开支。卡斯特罗市长已于8月份同意了这一削减后的市政 府股份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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